新型政商关系，概括起来说就是“亲”、“清”两个字。对领导干部而言，所谓“亲”，就是要坦荡真诚同非公有制企业接触交往，特别是在非公有制企业遇到困难和问题情况下更要积极作为、靠前服务，对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多关注、多谈心、多引导，帮助解决实际困难。所谓“清”，就是同民营企业家的关系要清白、纯洁，不能有贪心私心，不能以权谋私，不能搞权钱交易。对民营企业家而言，所谓“亲”，就是积极主动同各级党委和政府及部门多沟通多交流，讲真话，说实情，建诤言，满腔热情支持地方发展。所谓“清”，就是要洁身自好、走正道，做到遵纪守法办企业、光明正大搞经营。

  “亲”，常用来形容感情深厚、关系密切之人或事；“清”，则一般是指纯净透明，没有混杂之物。习用这两个发音相似、含义相左的字，意味深长地道出了如何建设新型政商关系的原则与方向。

  早在福建任职之时，习就谈到，不要看到经商发财而感到怅然若失……如果觉得当干部不合算，可以辞职去经商搞实业，但绝对不能既想当官又想发财，还要利用手中权力谋取私利，官商结合必然导致官僚主义。在担任浙江省委书记时，更是指出：各级领导干部一方面要支持非公有制企业发展，要亲商、富商、安商；另一方面，同企业家打交道一定要掌握分寸，公私分明，君子之交淡如水。2013年3月，习在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时着重强调：“官”“商”交往要有道，相敬如宾，而不要勾肩搭背、不分彼此，要划出公私分明的界限。2016年3月4日，在民建工商联委员联组会上，习首次使用“亲”“清”二字系统阐述了新型政商关系。

  政商关系古已有之。中国历史上一直实行着重农抑商的政策，典型如商鞅在秦国进行的变法，汉代的盐铁官营，以及对士农工商社会阶层的划分。更有甚者，有的朝代通过迁徙、清算等方式，把富商的钱财收归己有。这样一种政策的实施，直接阻碍了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延迟了资本主义的萌芽，使我国脱离了世界发展潮流，造成了近现代中国被压迫被蹂躏的惨剧。正如费正清所总结：“在中国这部历史长剧的发展中，中国的商人没有占据主要地位，它只是一个配角，也许有几句台词，听命于帝国、官僚、外交官、将军、宣传家和的摆布。”

  到了近现代，以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为首的官僚资本，代表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利益，依靠政治特权，对农民、小生产者，乃至民族自由工业，进行了空前规模、空前集中的掠夺，压迫了民族工商业发展，以此聚集起巨额财富。其结果是四大家族官僚资本的恶性膨胀，扼杀了国统区工商业和农业的生机，造成了国统区工商业、农业、财政经济的崩溃，给人民正常生产、生活造成了巨大伤害。

  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借鉴苏联经验，中国开始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实施计划经济。国家使用“利用、限制、改造”等方式，逐渐取消了私营经济，消除了商人阶层，社会中只剩下国营和集体企业。至此到改革开放之前的20余年间，私营经济和商人群体在中国基本消失，并成为社会打击和消灭对象。

  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开始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商人逐渐获得国家和社会的重新认可。然而，由于政府与市场边界不够清晰，明确规范政商关系规则的缺失，以及政商关系的历史传统陋习，使得当前政商关系成为一片少有光亮的灰色地带。结果是在当前中国社会形成一个十分怪异的现象，几乎每一个落马的政府官员背后都会站着一个或几个商人。原成都市委书记被中央纪委立案调查后，成都会展旅游集团董事长邓鸿、四川郎酒集团董事长汪俊林、四川金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刘汉均被卷入；被捕之后，牵出了上海申花集团原董事长郁知非、禧福投资投资集团原董事长；接受调查之后，商人成为其主要犯罪事实来源，以及原铁道部部长与商人丁书苗之间的利益输送等等。这种伴生现象表明了政府官员贪赃枉法的背后往往存在着企业家的推波助澜，而企业家的非法获利也隐藏着官员的违法犯罪。

  西方式政商关系能否解决中国当下的困境？在西方，大型企业一般也会花费时间和金钱与政客搞好关系。其主要方式是赞助某个政治行动委员会，支持某个政治候选人，或者游说政治人物赞成或反对某项政策。在这些国家，政治人物可以合法接受企业的政治献金，用于竞选，同时在权力范围内对企业予以一定照顾。这种政商关系更多地体现出一种制度性，也就是说政商关系的维持是由法律允许、规范的公开组织来维持，而不是个人利益的私下交换。此外，媒体等的公开监督对此关系也产生一定程度的制衡。然而，这种政商关系不适合中国现实国情。中国的官员晋升采取组织部门考察、群众监督、同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通过的方式，完全接受来自党内、派、社会民众的监督与考察，代表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而不是某些具体企业和个人的利益。媒体等公共机构在此中也会发挥着重要的监督作用，有助于公平公正的产生官员。

  当前中国经济发展步入新常态阶段，各项改革也已进入深水区和攻坚阶段，国家亟需稳定的经济环境和适度的经济增长速度，政商关系成为其中关键一环。习“亲、清”型政商关系的提出，为政府官员与商人交往划好了边界，也为处理国家与市场关系提供了借鉴与启示，正在形成中国新的政治文化和新的政治规矩。要做到“亲、清”型政商关系，就要进一步推进行政体制改革，建立健全“权力清单”与“负面清单”制度，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依靠全面深化改革，大力推进服务型政府建设，厘清政府部门的职能边界和企业的经营边界，政府部门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都要在法治框架下得以明确，从而尽可能地释放企业的自主空间，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要形成各级领导干部依法行政、依法用权，积极为企业办好事、办实事。要让企业家树立正确的经营理念，由“靠关系”转向“靠产品”“靠创新”取胜，就像浙商总会会长、阿里巴巴集团董事局主席马云所倡议的那样，“不行贿、不欠薪、不逃税、不侵权”，企业未来的发展要“拼真本事，拼的是睡地板，拼的是勤奋，拼的是不断改变自己，拥抱变化”。唯有如此，才能真正理清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形成“亲、清”型政商关系。